近日，陈云祥助理教授（独立作者）在心理学领域国际权威期刊《Current Psychology》（影响因子2.6，JCR Q1）发表了题为《Confucianism, Taoism, and Well-being: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纵向数据，首次系统探讨了儒家“有为”与道家“无为”这两种文化行为取向如何通过自我决定理论中的控制性动机与自主性动机，影响个体的情绪幸福感和评价性幸福感。
研究背景：文化哲学与动机心理学的交汇
儒家“有为”强调努力、坚持与责任履行，而道家“无为”倡导顺其自然、减少强求。这两种哲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中，但其如何通过动机机制影响心理健康，尚缺乏系统实证研究。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指出，动机的质量——是出于自主选择还是外部压力——对幸福感具有关键影响。然而，这一理论在儒家与道家文化语境下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陈云祥助理教授的这项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动机与幸福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研究方法：基于全国代表性纵向数据
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T1）和2020年（T2）两波数据，共纳入1555名9至21岁的中国青少年与青年。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T1阶段的儒家“有为”与道家“无为”如何通过T1阶段的控制性与自主性动机，预测T2阶段的情绪幸福感（积极与消极情感）与评价性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与人际关系满意度）。
关键发现：
1.“无为”直接预测幸福感下降。研究发现，道家“无为”倾向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幸福感和评价性幸福感。这可能源于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无为”被误解为消极避世，与追求成就的社会期望相冲突。
2.“有为”通过动机间接影响幸福感。儒家“有为”虽未直接预测幸福感，但通过动机路径间接发挥作用：（1）“有为”正向预测控制性动机，后者进一步提升情绪与评价性幸福感；（2）“有为”也正向预测自主性动机，但自主性动机反而负向预测评价性幸福感。
3.动机的文化特异性：控制性动机的“积极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控制性动机（如“让父母骄傲”“让朋友喜欢我”）与幸福感正相关，反映出履行社会角色义务可能带来的心理收益。这与西方自我决定理论中“控制性动机有害”的普遍假设形成对比。
4.自主性动机的“悖论”。自主性动机负向预测评价性幸福感，提示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中，过度强调个人独立可能与家庭与社会期望产生冲突，进而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评价。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with SEM
Note: Paths represent hypothesized predictive associations. The paths from Action to Motivation are based on cross-sectional (T1) data, and causality cannot be inferred. Covariates (age, gender, education) are included in the model but omitted from the figure for clarity.
学术贡献与实践意义
1.理论创新。该研究首次将儒家“有为”与道家“无为”纳入自我决定理论框架，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动机与幸福感的独特关系模式，挑战了西方心理学中关于“自主性必然有益”“控制性必然有害”的普遍假设。
2.跨文化视角的拓展。研究为自我决定理论的文化适应性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强调在非西方文化中理解动机需结合本土哲学与价值观。
3.实践启示。（1）心理健康干预：应关注个体的文化价值观，避免简单套用西方自主性提升策略。（2）教育实践：在鼓励学生“有为”的同时，也需引导其理解“无为”的积极意义，避免过度努力带来的情绪耗竭。（3）家庭沟通：理解青少年“让父母骄傲”的动机可能是其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非单纯的“外部控制”。
结语
这项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理解，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机与幸福感理论提供了实证基础。未来，结合儒家责任伦理与道家自然智慧的心理干预策略，有望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的重要路径。
论文索引
Chen, Y. (2026).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well-being: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Current Psychology, 45, Article 711.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6-09252-w
（如需进一步了解研究详情，请联系：yxchen@swjtu.edu.cn）
